姚雨萌、黄剑波｜与“痒”共存 ——滇边地区自愿戒毒者的身体、欲望与生活
作者：姚雨萌，华东师范大学民族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民族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毒品的流通与滥用在世界范围内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特别是西南边境地区也未能幸免。因毒品所引发的成瘾与戒毒的问题，也受到社会各界长期的关注、讨论乃至干预。从戒毒者的主体视角出发，基于对云南边境地区一家福音戒毒中心的民族志调查，记录报道人从吸毒到戒毒的日常生活与身体叙事。他们在不同语境下反复使用“痒”这个词，至少可以辨识出这个关键词具有“身体之痒”和“社会之痒”两个层面的含义。在第一个层面上，可见毒品作用于他们的肉体之上所引发的身体创伤以及生活秩序的打乱；在第二个层面上则通过隐喻意味的“痒”，展现身体如何承载社会转型和时代的记忆。在对戒毒者生命经历的探讨中，引入欲望这一角度，从主位视角分析个体的经历如何通过身体感、欲望与社会相连接，探究来到福音戒毒中心的个体如何通过文化和信仰的力量处理自身的欲望，以期能为毒品问题带来新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身体感；欲望；福音戒毒
吸毒成瘾长期以来受到法律、医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被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并相应产生了一系列应对之策。然而吸毒成瘾者在经过国家或社区强制戒毒之后，依然存在较高的复吸率。医学上使用美沙酮替代海洛因，并逐渐减少剂量的治疗方法，这需要戒毒者长期配合前往门诊参加治疗，同时受到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始终也非万全之策。似乎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无法单单从药物与健康的角度出发，更应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对这一社会问题的理性分析中，人们习惯于将毒品的使用乃至成瘾归结为个人选择，但根据我们西南边境田野调查期间所观察及记录的资料可以发现，边境地带吸毒人员众多，并不仅仅是个人选择造成的结果，也是与当地毒品流通紧密相关的地区性问题，或者说是在个人选择与社会结构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地方性“疾病”。为了解这种“病症”，我们通过戒毒者的身体感受，将个人身体与社会相连接，并关注他们的个人叙事与生命体验，将个人放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尝试从主位视角去理解所谓个人选择背后的非理性因素以及为了寻求改变所经历的尝试与挣扎。我们接触的这些自愿戒毒者，都是在经历了多次强制戒毒失败后，开始尝试主流之外的戒毒方式。于是，他们来到了一个据说不用药物，只靠信仰戒毒的机构——“重生园”，也就是我们这项研究的田野点所在。
我们于2016年8月第一次来到“重生园”进行预调研。这所位于滇西边境的福音自愿戒毒中心，于2007年由本地基督教会主办，当地人称之为“重生园”。成瘾者来到这里，不依靠任何药物辅助，只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进行戒毒。园中可容纳30人左右，在我们调研期间有23人居住其中，均为男性，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人群：戒毒者、戒酒者以及精神病人。除精神病人长住于此以外，其他人员都要在这里呆满一年半的时间方算“毕业”，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员均是来戒除海洛因4号的毒瘾。与强制戒毒所（强戒所）不同，这里强调“自愿”，也就是说戒毒者有中途退出的自由。不过也有一些经济措施意图让人们能够尽量住到“毕业”，比如入园需先缴纳5000元的押金，期满之后方可全数领回，相反如果中途放弃，则按天数扣除伙食费。学员“毕业”之后可以申请继续在教会的圣经学校学习或是在“中途之家”（主要为种植基地和养殖场）工作。来到“重生园”的每位学员，都要求信奉基督，并参与到日常的仪式中来。
第一次来到戒毒中心时，我（第一作者）住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并遇见了报道人小孙。正式调查则始于2017年3月，一直到7月。2017年9月是“重生园”成立10周年纪念，我们也回去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并进行回访，此时小孙已经“期满毕业”。在调研期间，我们经历了戒毒中心的两次搬家，第一次是从山岭之中的戒毒中心搬至村子里的一所老屋中转，由于空间有限，我们搬至离戒毒中心一公里左右的种植基地居住，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中途之家”——为“期满毕业”但还没有准备好回归社会的学员提供一个工作与中转的地方，并在那里认识了另一位重要的报道人伍哥。第二次搬家则是从中转的老屋搬至远离市区新戒毒中心，因此我们的调查地点包括几度搬迁的“重生园”以及园外的环境。参与观察的对象包括正在戒毒的学员以及经历整个流程之后“期满毕业”的学员，当然还有早已毕业，但选择“中途之家”进行“缓冲”的学员，他们都曾是海洛因成瘾者。
一、殖民记忆与“中国通道”
纵观西南边境地区的历史，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毒品一直以不同的名目出现其中。而不同种类毒品的流动历史，呈现的是社会格局的转变。其中，鸦片与海洛因分别展现了作为边疆的殖民记忆以及作为“中国通道”所卷入的世界。
西南是中国版图的边疆，外人来到此地后，把对此地环境的不适与恐惧归因于“瘴气”。自清朝以来，统治者就一直试图寻找治疗瘴疠的方法，将当时称作“阿魏”的鸦片视为良方，以此稳定军心。对瘴气的恐惧，也使得欧洲殖民者人心惶惶，或许是遭遇疟疾时畏寒的身体，在鸦片的作用下开始发热，使得鸦片成为预防、医治瘴疠的首选药物。于是，伴随着对边疆的统治与殖民，鸦片开始以药品的身份进入西南边陲，以助人们驱逐恐惧。
但随着时间的变化，鸦片走私也愈发昌盛，尤其是沿海的走私商人，将昂贵的印度鸦片传入云南，再逐渐传至内地，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作物。此时鸦片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作为预防瘴气的药物，日渐普及成为缓解病痛，甚至是疲劳与饥饿的灵药。到了19世纪，鸦片逐渐变成沿海社会的奢侈消费品，出现于日常社交生活中。此外，鸦片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但随着种植规模扩大，鸦片逐渐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到民国时期，对于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人们而言，罂粟已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使得鸦片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一方面，罂粟种植所带来的利润刺激边境的消费以及跨境贸易；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垄断鸦片贸易，鸦片的税收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简言之，鸦片的流动以及功能的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使得西南边境乃至中国被镌刻上殖民记忆。
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努力打击罂粟种植与鸦片买卖，但在这一过程中，毒品的种类也悄然改变。放眼全球，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毒品市场也进一步扩大，西方国家毒品需求量增大，毒品提纯技术也得到提高，从鸦片中提纯的新毒品海洛因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一时风头无两。到了20世纪80年代，庞大的国际毒品市场催生出“金三角”“银三角”以及“金新月”三大毒源地，我国一方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刚刚打开的国门撞上毒品泛滥的狂潮，带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毒品回潮。不同于当初罂粟种子由印度传入南疆云南的路线，我国海洛因的主要源头是 “金三角”，即位于泰国、缅甸以及老挝三国交界的三角地带，其中与云南接壤的缅甸，在20世纪70年代便被成为“世界白粉”中心。云南不仅地理位置上相近，边境之间又缺少天然屏障相隔，而且因为对外开放的政策，边民们原本保留的互市传统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既有物品的流通也有人员的流动，而海洛因和毒贩也混杂其中。毒贩们假借西南边境过境贩毒，“中国通道”便由此形成。待到毒品入境之后，又被辗转运往内地以及港澳地区。云南是这一通道的最大入口，其中最主要是通过中缅边境流入云南，大致有以下3条路线：
1.缅甸：勐古、棒赛、木姐、南坎——云南：畹町、瑞丽经过保山、下关等地运往昆明；
2.从缅甸边境的果敢、清水河、红岩、磨傣经镇康、耿马、水德、施甸、巍山、下关等地到昆明；
3.从缅甸东部靠近老挝边界的地区，经过景洪到昆明。
此外，也有部分通过中老边境和中越边境流入中国再转至内地。
虽说云南是过境通道，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海洛因就地销售。20世纪80年代，云南的地下毒品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虽经历了1983年的“严打”，但云南边境地区的毒品问题依然严峻。据统计，1982年底至1991年的10年间，云南省的吸毒人员猛增，且大多从传统的鸦片转向海洛因。到1990年，全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总数达到5.7万余人。直至2016年，也就是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80后的本地报道人小孙，忽然有一天问起我们今天几号，原来是在计算他表弟从“强戒所”放出来的日子。小孙的表弟和小孙一样，都曾长期吸食海洛因。小孙见我愣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家这一辈的几个男的都吸这个（海洛因），我们村子上好多家都这样。”他耸耸肩，歪了下头，说得很是轻松随意，我们却难掩惊讶。如果说只看统计数据，即便吸毒人众多，也难免预设他们明知海洛因有害却不计后果地去尝试，似乎也可以叹一声咎由自取。但小孙却说得稀松平常，仿佛只是村里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或许他们低估了海洛因的威力，或许他们所谓的选择，其实根本没有回还的余地，因此我们决定坐下来听他们讲述往事。
二、痒、瘦与身体
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经历，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痒”，这种感觉从成瘾初期延续到戒断时期，且逐级加重。记录戒毒者的故事无法脱离他们的身体，正如梅洛·庞蒂（Meleau·Ponty）将身体看作生活实践中具身化的主体（embodied subject），我们借由戒毒者的身体去感知他们生活的世界，“痒”便是他们的身体与周遭世界互动而产生的结果。然而说起“痒”，或许只有经历过吸毒的人方能完全理解那种感受，他们可以仅凭语言就还原那时那刻的情境，却很难被外在观察者理解。相反，他们的身体特征“瘦”却往往瞬间抓住外来者的眼球。这两种特征均体现在戒毒者身体之上，反映出他们身体的不适。由此看来，“瘦”与“痒”可以说是互为表里，只是前者作为被观察到的身体状态，后者则偏向于更主观、更个人化的感知，但“瘦”与“痒”叠加出现，恰好记录了戒毒者的身体在世界中碰撞出的伤痕。
“真的没有电视里拍的腾云驾雾那么夸张，飘倒是有一点嘎。但是那时候有没有瘾还真不知道，过两天就是不吸了也没得什么。只是后来觉得鼻子痒痒的，像感冒了，但是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其实这要是熬一熬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旦那些个朋友告诉你这就是有瘾了，那就不得了哟，就是真感冒了也以为是要干点那个。”说着，伍哥用一只手的小拇指戳向另一只胳膊，比了一个注射的动作。伍哥是我的报道人之一，在回忆最初吸毒的感受时便是如此表述。似乎从最初吸毒时，这种“痒”的感受便随之而来，并且越发严重。戒断期的“痒”，比成瘾初期鼻子痒痒的感受难忍数倍，并且与“痛”一同汹涌袭来，作用于个体肉身之上。“我就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身上难过啊，发冷汗，又疼又痒，像有蚂蚁在你骨头里又爬又咬的。实在受不了了我就用头撞墙、撞门，我也不是要出去，就是好像这样能分散一些注意力，稍微好过一些。”我在戒毒所调查期间，某一个夜里听见“哐—哐—哐”的几声异响，第二天起来便听见小刚如此解释昨晚的行为，小刚是刚来一周不到的新人，正经历身体上脱瘾的煎熬，戒断反应所带来的强烈不适感使得他夜不能寐。
说完这一番话后，他便沉默了，小刚现在暂时摆脱了难忍的痛痒，但一眼望去还是让人觉得有哪里“不正常”。只见他一双眼深深地凿进眼窝，却愣愣地不知盯着什么。宽大的运动短裤下露出细得可怜的一双腿，在床边晃荡，仿佛钟摆一般数着这安静的几秒钟。我不知道 “小刚不正常”的判断怎样在我脑中形成的，是他聚不了焦的眼神？还是他过于不健康的羸弱身形？相比于昨晚强烈的戒断反应导致的病态，此刻他已然安定下来，我也看不见他因为痛或者痒所表现出来的不适，但我仍然认为他并不在“正常”的范畴之内，认为他需要别人陪同。我正疑惑着，阿邓的进来打破了这短暂的安静。
阿邓也是一个戒毒者，在这呆了月余，总是一副闲不住的样子，看见小刚坐在床上便拉他出去晒太阳。尚未走进院中，阿邓瞥见餐厅门口有个绿色的地秤，就拉着小刚来称体重。这个秤本在“重生园”里用来称粮食，却常常被“借用”为健康秤。其他戒毒者看见新人也很好奇的，便纷纷凑过来，阿邓看见这么多人围过来，觉得更热闹了，便推搡着小刚上秤，捣鼓了一番砝码后，他皱着眉头望了望小刚说：“不得不得，瘦得跟只鸭子一样，一个大男人怎么100斤都不到。”想了想又安慰小刚说：“没事的，慢慢就好起来咯，我刚来的时候也是瘦得不行，你看看我现在。”说着挺了挺腰，顶了顶肚子，一只手搭在上面抚摸，仿佛在夸耀自己的宝贝。说着又让小刚下来，自己站在地秤上，说道：“现在都要130（斤）咯，你看看，我现在可好了。”周围的人纷纷点头称是，议论起自己戒毒后也胖了。不同于我们在以瘦为美的语境下，谈胖色变，他们则认为胖是身体好转的标志，相反，小刚来这里戒毒时，瘦骨嶙峋的身体则暗示着不健康甚至病态，这也回答了我先前心存的疑惑。
当小刚描述前一晚的体验，说到“又疼又痒”“像蚂蚁在骨头里爬”时，其余有过同样经历的学员纷纷皱眉，抑或是用嘴角吸着凉气，仿佛记忆被拉回难熬的时刻。但是对我而言，实在难以通过语言做到感同身受，于是只得借助视觉的观察，显然小刚的“瘦”吸引了我，而我也无意中“凝视”了小刚。实际上，这种看与被看同样也发生在学员之间，不论有意无意，他们都处于一种互相观看的状态，而“瘦”是瞬间可察觉的“非正常”状态，一方面包含了隐喻与道德判断，另一方面也是失序的过往在身体上的镌刻。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到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身体的疾病变为道德判断，进而转变成政治压迫的过程。在戒毒所中，“瘦”本身也成为一种隐喻，暗示着病态、边缘以及危险。随之而来的道德判断不消多言，只要看一看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的“瘾君子”形象，便知道瘦骨嶙峋已成为人们对瘾君子的刻板印象。其实，在身体展现出外在形象之前，观看者的脑中就已有了既定的标准，或者说“标准”的身体形象，但凡超出这个正负标准区间，就是“病态”，此时，一个人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他个人，而是在社会中被期待、被建构的身体。这种被建构出来的身体标准不仅影响了身在其中被观看的个人的身体，也影响着观看者的内心道德判断。尤其是“在我们自己日益增长的‘健康主义’和身体意识文化中，两性的政治上正确的身体都是瘦、强壮、中性和身体上‘纤瘦’的形态，通过这些形态表现出的是自主性、健壮、竞争力、青春和自我控制等核心文化价值被彰显……相反的，健康欠佳不再被看作一种偶然，一种纯粹的大自然的恶作剧而是更被归咎于个体没有按正确的方式生活,没有吃健康的东西，没有锻炼等等”。不同的是，由于戒毒者都曾长时间处于骨瘦如柴的状态，因而他们对于健康另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对“胖”赞赏有加。相反，“瘦”则完完全全是尚未脱瘾的象征。因此，无论是老成员通过“瘦”判断新来的年轻人毒瘾未脱，还是在谈论自身时，通过发胖的身体来证明自己“身体好”，都可以看出大家接受了同样一套身体政治（body politic）的标准，并且通过这套标准来判断他人以及自证身份。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身体那么简单，而是用身体政治的标准作为隐喻，重新给予他人道德定位。因为新人还没有戒掉毒瘾，所以才会那么瘦；而自己在“重生园”中呆了那么久，熬过艰难的戒断期，基本达到身体脱瘾，那么自己相对富态的身体，无疑是在彰显一个健康的，改过自新的正面形象。
正面的形象无疑是远离了“瘦”与“痒”的，而当二者相互纠缠出现时，生活便失去的原有的秩序，陷入了昼夜不分的混乱之中。在戒毒者看来，瘦削的身体一方面象征药物滥用带来的食欲不振，另一方面也唤起“痒”的记忆。戒毒者阿华，说起自己对于“瘦”的记忆，其实是不堪回首的过往。“每天日子就这么过，白天黑夜都分不清。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去找4号，我是没什么钱的，家里不会养着我吸（毒），所以就是想着法子去找钱，偷、抢什么都做，被人抓过、打过。反正一有钱就去换成4号，然后就睡过去了”。他说得很快，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似乎不愿停下来再回顾了。我问他吃饭的情况，他愣了一下，苦笑着说：“你是理解不了的，日子都过不清，哪里会想着一日三餐……毒瘾犯了难受啊，只想着要4号，哪里会想别的。”在阿华的故事里，“瘦”的身体与毒瘾发作时“痒”的回忆关联起来，因此在看小刚以及别人的身体时，从瘦弱外表下看到毒瘾发作时又疼又痒的痛苦经历。“瘦”和“痒”虽然都是符号，但是因为各自经验不同，观看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因此，符号所折射出来的意象也不同。对于我们来说，“瘦”和“痒”代表了病态的、非正常的身体，但是对其他戒毒者而言，多了一份具体的感受，这感受与自身经历与体验相重叠，推想这一身体表象之后的故事。
三、 “社会之痒”、欲望与时代转型
当报道人将失序的体验描述为 “痒”时，谈论的就不仅是身体因戒断反应产生的不适，而是其作为隐喻，强调心理上的“痒”，这就需要将眼前的个体放入他们的生命故事中，并将他们的生命体验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了。报道人伍哥在回忆自己戒毒的经历时，说道：“其实我好几次下定决心要戒毒，自己在家试过，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也被被抓过几次，关一阵好像是脱了瘾来，但是一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毒了。说起来也是奇怪，在家里是身上有瘾，没有戒掉，但是被关起来那么久，按理来说不吸也不会难过，但是在里面又知道了不少新的渠道，一出来就心痒痒的又想吸了。”如果说戒断期难熬的“痒”更多地是来自于身体的用药渴望，是切身之痒，那么身体脱瘾后，心中仍会有跃跃欲试的想法，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心理层面的“痒”。对于戒毒者而言，心痒痒的状态虽然一部分源于内心的不坚定，但也不可否认外在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我的报道人来自不同地方，也有着不同的民族背景，如今来到重生园中，同样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不过其中也不乏相似之处，比如都有开车跑运输的经历。“改革开放以来，云南高度重视边境治理，通过‘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的民族发展规划、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3121’民族示范点创建工程等”。这些工程建设，孕育了当时最时髦的职业——货车司机，我们在当地所接触到的戒毒的朋友们，都曾有过这样的职业经历，用他们的话说“这个来钱快”。无论是货物的流动还是人员的流动，汽车穿梭间，钞票也一张一张地飞入口袋中——他们都赶上了赚钱的好时机，尝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甜头。但直至我听他们讲起各自的故事，方知甜头之后，满是苦涩。
伍哥说：“那时候大概是九几年的样子吧，我在这里呆着也是无聊，我这个人就是坐不住，像你们城里人那样老老实实上班简直要人命啦。我就喜欢四处闲一闲。”恰好政府开始建设边境上的M市，于是他拿出自己存下的一小笔钱，再加上家人的资助，购置了一辆卡车，从此开始跑长途运输的生活，伍哥的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可以说几近完美。“有个车嘛，哪里都可以去了。你不知道，当时多少人眼红我有个这样的车。”即便今天再度回想起当年的卡车，他还是难掩面上得意之色。而那时M市的建设工程项目大有遍地开花之势，伍哥也确实勤勤恳恳地跑运输，汽车来回穿梭间，钱包也鼓了起来。“哎，有了钱就想着玩了嘛。我们那几个跑车的，闲下来就去玩，喝酒、唱歌、抽烟、打牌、女人……每天就是玩啊，钱到手就是玩，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些年轻的出去玩一点都不羡慕，都是我玩过的，这些东西，玩多了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后来也是想找些有意思的玩，然后就干起那个了嘛。”说着又比划了一下注射的动作，“你知道M市那个地方，4号（海洛因）太便宜了，大街上都能买得到。在那边呆久了，哪有不沾的”。这句话得到了家住M市的连哥的认可，但我还是对“大街上都能买到”深表怀疑，他们便嘻嘻哈哈地笑起来。“买到买不到，你要问他。”说着伍哥用胳膊肘挤了挤小孙，又对我眨眨眼睛，说：“我们都是消费者，他是出货的老板。”说罢一群人又嘻嘻哈哈笑起来，小孙却被他们闹得一阵脸红，忙摆手让他们别开玩笑了。他们之所以开他玩笑，一方面因为他在其中年纪最小；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有过贩毒的经历，虽说是玩笑却也有几分真。
伍哥与小孙前后“毕业”，故而彼此间比较了解。“我跟他不一样，他是老大，我跟着他混”，说着小孙指了指伍哥，“我家里就是种地的，那时候也是差不多九几年吧，村子里一个和我玩得好的朋友跟我说，想要赚钱就要往外走”。小孙发现家乡的牛肉干很受欢迎，便与家人、朋友合起伙来做点小生意，于是开着一辆小面包车来往家乡与城市之间运输货物。“后来有一天我开车开到一半，有几个小伙子想搭我的车，我们这边就这样嘛，一问顺路就让他们上车了。听他们聊天才知道是去拿货（海洛因）的，我后来就是给他们开开车，再后来跟他们熟了，知道他们在哪拿，怎么拿。我就想，这个很来钱啊，出手一次抵得上卖好几回牛肉干了，然后就干了嘛。”于是小孙的野心渐渐膨胀，他放弃了原先的小本生意，这辆小车转而用以承载他日益膨胀的野心与欲望。“我一开始很坚定的，我说我就是赚钱，肯定不吸的，后来嘛……唉，经不住朋友劝……”他本以为能控制自己只做一个“商人”，但却最终变为“以贩养吸”的状态。“今天几号了？”小孙忽然问我。我按亮手机屏幕给他看了日期，他说道：“哦，那再有两天我表弟就要从强戒所回来了。”他看我没有控制住的惊讶表情，又补充道：“我家这一辈的几个男的都吸这个，我们村子上好多家都这样。”我拿着手机的手臂默默垂下，屏幕暗了，我也不禁黯然。
“其实一开始没想那么多的，我如果不出来村里，估计一辈子就那样，现在估计娃都有了。但是出来做活的人，赚的钱多，也不像种地那么苦，而且有点出息的年轻人都会去外面的。”小孙继续说道。在离开村子之前，小孙也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走出去，似乎出走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欲望，引发了“社会之痒”。说起欲望，人们往往立即联想到过分的、贪婪的需求，需要克制。对于吸毒者而言，似乎正是个人欲望的膨胀才让他们落到这样的下场。然而，欲望本身并非全然是负面的，正如德勒兹认为的那样，具有生产性和建设性，需要并处于机器和集合体中。如果没有欲望，西南边境也不会收获改革开放的红利，也不会遭遇随后的发展与转变。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为西南边境带来诸多益处，使经济得到发展，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个人而言，则获得了许多赚钱的机会，从而得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同时他们也经历了时代转型时的躁动与不安，也就是社会的“痒”，这或许是欲望的暗面。
诚然，社会转型离不开制度的变化以及理性的控制，但欲望作为非理性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这种非理性的欲望意味着不可计算，无法像商品那样衡量。“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那些欲望,尤其是与好胜心有关的欲望,有些是由于一时的情感冲动；有许多是由于习惯的力量;有些是病态的,而且只会引起危害，还有许多是基本永远不会实现的期望” 。欲望一方面是市场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方面也带来冲动的危害。如斯宾诺莎所说：“欲望是意识着的冲动，而冲动是人的本质自身。”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90年代发生了诸多爆发性的“热”，比如股票热、债券热、房地产热等等。而对于我们的报道人来说，他们将这种欲望裹挟下的冲动表述为“痒”，他们说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撩得人心痒痒的，只要肯借着这股冲动努力，就有利益可图，甚至通过经济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与身份。但是，看似自主的选择与改变，实则似乎被更大的外力所裹挟，所谓的“痒”与“热”，终究难免逐渐陷入失控。
无论是发生在伍哥身上的故事，还是小孙自身的经历，似乎都反映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个人的选择与命运的操控。在他们的叙述中，都提到了“九几年”，国内正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放光彩之时，而放眼世界，全球化也同样来势汹汹。于是在这样一个边境之地，当对外开放的国门遭遇全球化的浪潮之后，海洛因也于80年代后开始出现回潮，到了他们记忆中的“九几年”，毒品更加滥。但是那时候，即便全球化声势浩大，跨国公司、奢侈品牌也不会青睐这座偏远小城，相反海洛因却是近水楼台，率先向这个小城涌来。于是人们被市场激发出的欲望在此野蛮生长，在经济发展的集体狂热中扑向使人飘飘欲仙的海洛因中。
看起来，他们这些意外或是所谓的自我选择，背后似乎存在一个荒谬的组合方式，“毒品回潮”“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全球化”这些宏大叙事中的关键词似乎有多种排列组合方式，然而即便回到那时那地，小孙没有停下车让那几个搭车年轻人上来，他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坐在我旁边跟我说类似的经历。所以，我身边坐着的这群戒毒的朋友，他们的经历究竟是各自的意外选择还是难以逃脱的宿命？或者说自我的选择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结构性暴力带来的冲击？伍哥和小孙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更像是那时那地诸多人物的缩影，他所经历过的种种，他的同伴或是戒毒所中的弟兄，多多少少都是体验过。他们经历过时代转型的不安，各种机遇纷涌而出，同时各种各样的诱惑也不断撩拨人心的欲望，让人“心痒痒的”。期待更好生活的欲望本没有错，但是欲望不断生长混杂着冲动，在低端全球化以及结构性暴力的共同编织的网中，变成了一种无法戒除的病态的“痒”。
四、身体感与破碎的生活
“痒”这一感觉的产生实际也是他们的身体逐渐失去控制、生活逐渐失去秩序的过程。余舜德指出身体感是：“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的知觉项目……这些项目于人们的生长过程中，于身体长期与文化环境的互动中养成……身体感的项目来自于文化与历史的过程……更经由长期于文化的物质环境中生活、成长而养成，充分内化入我们的身体。” 这种病态的痒并非只体现在个人的身体之上，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记载，这也就是医学人类学所说的“具身化”（embodiment）的一个方面，即身体再现社会。图姆斯在《病患的意义》中认为病患是对生存状态的改变，“是一个活体对现实生活中的整体感、确定性、控制感和行动的自由及熟悉世界的丧失”。对于戒毒者而言，身体的痒是戒断反应时的痛苦体验；撩人心痒的社会氛围是时代背景的缩影；而真正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则是漫长的痒的体验。这种“痒”同样也是欲望的一种，但不同于向前追逐的欲望，如今是想回却回不去的痛苦挣扎。在经济发展的狂潮中，社会的“痒”撩拨心中的欲望，催促他们追逐前进，而到在“重生园”中，戒断时期的“痒”于身体而言，是多巴胺分泌不足的痛苦，于他们个人而言，是无法回归原来的身体与生活时的失控，曾经对世界的整体感以及控制感都在此刻崩塌。
伍哥是本地人，“毕业”之后，便在戒毒所附属的种植基地工作。相比园中的生活，这里时间自由一些，可以在放假的时候回家。我也借着他回家的契机，搭着他的摩托去城里，路上他跟我说自己其实并不经常回家，之所以留下来种植农作物，并不是因为需要一份工作，而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回归社会，怕回去没多久又复吸了。这难得回家一趟，他说想带儿子一起去城里玩，我也跟着来到了他的家中。一路上，他细细和我说起对这座城市的记忆，指着眼前一栋不起眼的矮楼说：“你看，那里，最顶头一间。”我抬头，只见一座普通的三层小楼，“那时候说不吸了，朋友在一起还是没有忍住，就又干起来了，直接就被警察抓了”。他口中“干起来”是指注射4号海洛因，但更引人注意的是他对“地标”的记忆。摩托很快略过这栋矮楼，也路过吸毒之前风光过的地方，他没有停下，说不想回去，一切都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吸毒之前风光的日子回不来了。转而又在巷子中的一间娱乐场所门前放慢了速度，他骑在车上俯下肩膀，瞄了一眼门牌说：“以前我赚了钱，回来之后就喜欢来这里玩，天天就是跟那些个朋友在一起，什么都玩，吸毒、女人，钱都不当钱，你都想不到的玩。现在我看那家不在了，看着门头像是换老板了。”大概是曾经纸醉金迷的岁月与现今的状态差距太大，旧地重游心中难免五味杂陈，伍哥抽了口烟，慢慢吐掉，就不再说话了。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他家附近的镇上，恰逢赶街的日子，街上人头攒动，于是我们绕路去街背面。一路上，伍哥指着路边的房子告诉我哪里有吸毒的，接连点了过去，又叹了口气说：“你说，这个样子我怎么敢回来。上次我回家，路上碰见熟人跟我打招呼，我摩托车刚停下，他就问我要不要来那个。说不心动是假的，哎，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后来我就很少走这边了，看见他们也没敢停下。”对伍哥来说，戒毒出来后，依然有太多好玩的事情等着他。太多的欲望，太多的诱惑怎能不叫人心痒难耐，自从这种感觉开始出现后，理智便一直与其斗争，他试图疏离自己之前的生活，或许是想远离那些让自己心痒难耐的欲望。不一会摩托车停在了他家门前，一间普通的农家小院，院门紧闭。他说儿子放学了，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等儿子回来开门。伍哥没有家里的钥匙，倒不是家人嫌弃他，而是他主动放弃的，他说只要看着钥匙就会经常想着回来，这样一来在种植基地就呆不住了。
没一会，几个孩子叽叽喳喳说话的声音由远及近，其中一个看见爸爸回来，便蹦蹦跳跳地走过来开门。伍哥让我进去坐一坐再出发，他家是两层的木制房子，楼上的房间似乎鲜有人去，楼梯角落也满是灰白的尘土与缠绕的蜘蛛网。一楼则有三个房间，正中央那一间开着门，就是我们要去休息的客厅了；最里面的是他父母的房间，伍哥说平时是他的爸爸妈妈帮忙照顾他儿子，但今天正好出门了。靠近大门那间房则被儿子占了，伍哥常年不在，而孩子的妈妈也很少回来。伍哥和他老婆是初中同学，本是令人羡艳的青梅竹马的故事，但在伍哥被抓去强戒所后，他老婆就跟他闹离婚，几番纠缠后他终于放手了，她老婆便选择离开了这个村子，离开了云南外出打工。但伍哥还是努力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伍哥现在说不在意这些了，“走就走了，不要回来了”。却还是从儿子的房间拿出一叠一家三口曾经的合照给我看，问我她是不是很好看，我却摸到照片卷曲的一个角，已是泛黄的模样，只是不知道将照片摩挲出一个卷角的人是伍哥，还是他年幼的儿子？等我看完照片，伍哥已经找了一张小马扎坐下，双手分别撑在两个膝盖上，望着远方出神，我透过他的侧影望着周围的一切，又想起他之前经历的种种，觉得只沉闷得犹如黑白残片，说残片，大抵是因为不完整吧，屋子破败而不完整，屋檐下的家庭也是不完整的。伍哥曾经自由而熟悉的世界也已丧失，生活于他而言，也不再具有整体感。
伍哥早已不再具有戒断期的病态，“痒”作为一种症状已经消失了，但他的身体似乎也并没有完全适应周遭的社会，他不敢回家，怕遇上以前吸毒的朋友，又再度让他 “心痒痒”，这种感受是破碎的生命与失控的过往在身体上留下的反应，是被感知的看似琐碎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与其说不知如何克服作用于心的“痒”，毋宁说是不知如何适应已经改变的生存状态，以及如何与已经改变的自我相处。
五、文化和信仰之维：非强制性戒毒的尝试
从吸毒者自身的描述以及现有的研究记录中，我们不难发现各界都为探索有效的戒毒方式做出了许多尝试。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戒毒整合了社会各界的力量。自2018年5月司法部部署推进全国统一戒毒工作基本模式以来，不少地区开始探索并完善当地的戒毒工作，试图找到一种统一的戒毒模式。除了政府强制的隔离戒毒措施外，不少地方也引入了社工的工作模式，对戒毒者的身体状况、态度以及表现等进行评估与干预。具体而言，有将吸毒者分组进行对照实验，探索护理干预对戒毒的影响；或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内观认知疗法对戒毒的作用；还有用运动疗法进行戒毒干预的尝试。从医学治疗的角度看，用“小毒”代“大毒”的替代疗法一直是主流的治疗手段。美沙酮作为替代药物治疗毒瘾，在国内外已有30多年的历史，成为主流的戒毒药物之一，对美沙酮维持治疗效果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同样作为替代疗法药物的丁丙诺啡，曾一度有望取代美沙酮并改变治疗的空间模式，国内外也不乏探索其疗效的临床试验，并时常与美沙酮进行对比。但是在这些试验中，吸毒者都被当作一个有待研究的客观对象，从管理者或是治疗者的角度去提供认为能让他们脱瘾的方法，其逻辑基本上可以这样表述：个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社会提供矫正与治疗的策略。
然而，毒品问题依然屡禁不止，海洛因成瘾的高复吸率也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不妨略为转换一下视角，从吸毒者个人的视角去分析他们的“选择”背后的其他因素，例如欲望。从调查对象的个人叙事与生命体验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如何处理欲望的问题，吸毒是欲望驱使下的“选择”，而戒毒是探索如何处理欲望。于是他们历经挣扎，来到“重生园”寻求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戒毒问题不是一个社会治理或是医学治疗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欲望的问题。这种欲望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因此，当我们回顾他们个人的叙事时，发现海洛因成瘾并不单单只是身体上的依赖，更是每一个脆弱的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的身体遭遇。个体在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之间挣扎，但却最终陷入失序，当太多相似的个体故事不断叠加，所展现的则是一个时代的切面，那些个人的欲望，也是社会的欲望；而个体的失序也是整体的失序。由此可见，吸毒成瘾本身涵盖了太多复杂的问题，只以戒毒本身为目标的强制戒毒和美沙酮替代疗法，不难预料最终还是难以取得预期成效。
当戒毒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人们也开始进行科学理性之外的努力。例如庄孔韶教授拍摄的人类学电影《虎日》，展示了小凉山彝族用民间仪式，即习惯法、家支、道德力量等来戒毒的过程。位于滇西地区的凉山彝族也饱受海洛因之害。“头人”痛心自己的家支将被海洛因所毁，于是借助家支的力量，选了“虎日”这一天举行仪式。所谓“虎日”，也就是打仗的日子，旨在说明将海洛因视为家族的敌人来与之战斗，展示了文化力量战胜生物性的疾病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虎日模式”也被认为是亚洲地区成功的戒毒实践之一。而我们所研究的福音自愿戒毒中心，同样是在主导性的强制戒毒方式之外的一种尝试，主要借助宗教的力量，依靠信仰戒毒，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靠药物，不靠己力，完全依靠上帝”。如前文所述，社会中的个体在欲望中挣扎，最终走向失序，而当他们来到“重生园”寻求治疗时，“重生园”所提供的是一种处理欲望的方式，一种重建生活秩序的可能。
不同于我们一般认为戒毒是一种“治疗”，“重生园”则将其称作“转变”，更像是疗愈（healing）的过程。这其实是两套认知观念下不同的话语表述，在“治疗”的视角下，我们将毒瘾视为一种疾病，无论是身体上的也好、社会性的也罢，所关注的是其得以好转的可能；而“重生园”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学员，却不谈“治疗”而只说“改变”，他们认为如果当初只是抱着戒除毒瘾的目的前来，必然只能失败，必须得有更进一步的目标——寻求生命的改变才能成功，而戒除毒瘾只是改变过程中的附带效果。所谓生命的转变，其实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从疗愈的角度说，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他们不可能完全回到吸毒前的生活，而是需要寻找并接受一种新的秩序。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改变的核心是从以人为中心转变到以神为中心。这是一种在认知观念上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处理欲望的方式。因为信仰上帝，内心有了寄托，所以失序、不安、躁动的欲望便会因为心中有神，而安宁下来。这种转变的实践，主要是祷告以及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而前者则更被看重，是能否真正实现“改变”的关键。
伍哥讲起自己关于祷告的回忆说道：“我好早以前就是基督徒呢，但你要说信嘛，好像之前也不怎么信的，主要是我老妈信，我就跟着信了。周末有时候也会去教会，后来吸上毒了就不去了。去的时候他们祷告，我也会听着学着，但是也就学个样子，就跟着哼哼圣歌一样。后来还是在重生园学的祷告，是心里面真的有东西想说，所以要我说在重生园学到最大的就是祷告了，（重生园）里面的老师讲的神学知识可能过一阵也就忘掉了，但是祷告让我能认识神啊。”对伍哥来说，祷告的习得，是在接受一套话语的同时，也接受了另一种认知观念。小孙对伍哥的说法也表示认同：“我家里就是我妹妹妹夫信嘛，我不信的。我一开始过来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信仰能戒毒，然后戒毒难受的时候就祷告，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后来又听老师给我们上课，讲神学的知识，我觉得还是好的。”我们问他怎么个“好”法，他说：“嗯，怎么说呢，就是心里有个寄托吧。之前在家自己戒毒，戒了一阵又难过，再看看自己的样子，生活一团糟，好像吸了之后这些烦恼都不存在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跟神说，去祷告，再不行我还可以去教会找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就不会只想着自己多难过了，难过可以祷告嘛。”其实很难讲重生园中的神学课程给他们留下了多少印象，但祷告这一行为方式，确确实实地在生活中体现出了影响与转变，使得他们开始不再只关注自身，以满足自我欲望为目标，而使欲望另外有得以诉诸的出口。
除了祷告之外，重生园中的作息时间表规定了日常生活的秩序，以此使身体回归有序的状态。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伴随着铃声我听见楼上学员宿舍传来脚步声，接着是祷告声：从对昨夜的感恩——“感谢主一夜的看顾与保守”到今日的期盼——“将今天一天的生活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领”。而后传来的更杂乱的脚步声与洗漱的动静。从他们每日的作息时间表可以看出，除了礼拜日算作休息日外，其余一周六天，每周都重复着相同的作息，相同都内容，包括读经、灵修、祷告等。而且他们在进来戒毒所的那一天起，就要上交手机、电脑等物品，所在的地方也没有网络，基本是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每日的实践都在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规训，每日的生活行为完完全全遵守其中规定，身体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在场，这本身也是对身体规训的过程。小孙说：“在里面（重生园）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多想，日子过得明明白白，白天该干嘛，晚上该干嘛。哪像吸毒的时候，哪里分得清白天黑夜。”重生园中有序的作息重塑了学员们对时间的感知，这种时间秩序的恢复，不仅是作为管理的规定而存在，同时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井然有序的感觉来安定他们的身体与心灵，使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脱离混乱与无序，处理好自己的欲望，适应新的生活秩序。
六、小结
本文并非旨在讨论自愿性福音戒毒方式的成功与否，人们常说“一日吸毒，终生戒毒”，究竟离开戒毒中心多久后没有吸毒方能算得上成功，或许要追踪他们的一生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于自愿戒毒者而言，“重生园”中的经历也不过是他们漫长人生中的一个片段，我们好奇的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戒毒的经历。
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试图探讨个人身体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访谈中，“痒”一直是他们提及最多的词语，并且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就个人身体层面而言，戒断期间身体感受到的“痒”与视觉呈现出病态的“瘦”，二者呈现了身体的不适以及身体政治；从心理层面而言，“痒”也是欲望的彰显，是个人内心的蠢蠢欲动；此外，这种感受也作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不复完整，生活的整体感与可控感尽皆丧失，“痒”作为一种漫长的疾痛体验一直伴随他们而存在，这里的“痒”是无路可回的挣扎，也是过往生活整体感的破碎；然而，类似的个人经历并非个案，而是一个边境小城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之下，群体性的“病症”。“痒”不仅作用于个人的身体与生活之上，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欲望的生长，他们与毒品似乎呈现出一种相互选择的状态，他们用“痒”来表述那个时期的感受与记忆，肉身的体验也是社会与时代的缩影，即具身化（embodiment）的一个方面：身体再现了社会。而他们此前此后的生活，也都不得不与“痒”共存。
此外，我们将欲望这一非理性因素与身体结合起来，从“社会之痒”的角度重新看待毒瘾问题。以往研究的文章中，不乏从政策执行、管理方法方面讨论吸毒与戒毒的问题，从管理者的视角，很容易将走上吸毒的道路归结于个人的错误选择，但却没能了解吸毒者自身的想法，这或许是措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原因。当我们尝试从吸（戒）毒者的主位视角出发，就会发现毒品问题也是欲望问题，而欲望不是从个体之上直接生长出来的，而是社会整体的欲望在个体身体上的投射。结合滇西边境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以及他们“成为吸毒者”的个人经历，可以发现，个人的选择无法脱离时代与社会环境背景而独立存在，就像个人欲望的产生其实与当时的社会紧密相连。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实行之后，其地理位置成为国际毒品贸易的通道，而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则被卷入时代浪潮之中，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间节点之下，欲望既是正面的，也是危险的，他们最终“成为吸毒者”，也是因为欲望不受控制，最终走向失序的结果。欲望为社会发展带来力量，但也轻易让个体与社会尽皆陷入失序状态，成为时代转型阵痛下的暗面。
他们在尝试了多种戒毒方式，又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来到了“重生园”，希望在主流方式之外，借助文化与信仰的力量，寻求可能的戒毒模式，追寻新的生活方式。园中的疗愈过程，让他们从切身的感受“痒”出发，直面自己的身体体验与欲望，在井然有序的生活与日常祷告中，探寻建立新秩序的可能，帮助他们从个人角度，处理身体的“痒”与心理的“痒”之感受。而我们也得以从他们与“痒”共存的经历中，重新理解吸毒者的生命经历以及成瘾模式，为进一步理解毒品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文章发表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1年第1期50-63页，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本期推荐
刘志伟｜从“清水江文书”到“锦屏文书” —— 历史过程和地域文化结构中的县域价值
段颖| “流 动”与 “流 变” ——田 野 境 遇、理 论 反 思 与 知 识 生 产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投稿网址
https://ystm.chinajournal.net.cn